了。这就麻烦了，乾隆皇帝很不高兴，马上下令严办，直接让刑部参与办案，最后将两家欠债最多的行商流放到了新疆。至于欠的钱怎么办，乾隆大笔一挥，不就是钱吗，还，还要双倍还，欠380万元，还760万。直接让粤海关从关余中拨付，然后分十年让行商们归还海关。

有人将这件事归因于乾隆的傲慢自大，当然有这个道理，可一般很少有人去追寻乾隆真实的想法。其实乾隆对此是发过一封上谕的，上谕中道“且朕此番处置，非止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受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戄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所关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

乾隆很明确的表示，双倍赔付目的是让夷人不敢藐视中国，因为历史上往往是夷人藐视中国“则藐忽而虐侮之”，乾隆的政治目的，是继续震慑洋人，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强大国力，依然是用政治的额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的。

后来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的时候，英国政府特别交代过马嘎尔尼，让他不要在乾隆面前提及东印度公司跟十三行商人之间的商业纠纷，以免触怒乾隆，谁知道乾隆却得意洋洋的在马嘎尔尼面前提起这些事，因为在马嘎尔尼看来，那些商业纠纷是让人不快的，可乾隆却认为他的双倍赔付是照顾了洋人，给了对方恩惠。

1780年四行商破产之后，广州官府跟当时的总商潘振承商议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成立了公行佣金，从十三行行商利润中抽取百分之十，加上从每笔贸易中抽取百分之三单独放在一个户头作为公积金，以应对这种破产之类的事件。

可是完善的金融业没有诞生出来，商人又始终有借钱的动机，难免就会被高利贷一次次缠身，终于在广州围城，行商们再一次大出血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资金链断裂，又一次步入破产的边缘。

许多人进行了自救，比如总商蔡世文等，他们加大了贸易量，拼命想做更多的业务，来弥补损失，魏连理成立的连利行是一个很好的贸易对象，现金充沛从不拖欠，而且为了抢货源，还愿意提前支付定金。

但他们这次亏欠太多了，不是一次贸易能够缓过来的，所有行商中，除了潘家之外，基本上都资不抵债。

此时新任海关监督上任，他不但不想帮着行商度过这个难关，还想着捞一笔呢。能当上海关监督的权贵，除了身份地位显赫，门路广之外，也得花费很多钱来打点，海关监督属于内务府直接管理，内务府和户部两个部门这些年都是一个人在管，那就是和珅，想从和珅手里讨到海关监督这种肥差，不出一笔血是不可能的。

英国人研究的很透彻，他们这样形容海关监督，“这个职务一向是由皇帝钦派的满洲人担任，他是代表宫廷和宫廷人物的。在他满足了他北京的恩主们和恩主妇们的慾望之后还有余裕时，他也可中饱，自行积聚一份家私。他一到任就必须有所报效；在这从来长不到3年的任期之内，仍旧要经常不断地报效；并且在他可以满载而归之前，也还要再作报效。他从头到底一直报效。那些相继而来的步骤使得这个官职的外水日益减少，估计粤海关监督在任内每年经常送往北京的礼物，价值不下100万两。别的权威人士曾经讥讽地说：在支付了为维持大批僚属生活的征收费用之后，他任内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的用来保官，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英国人的说法极为妥帖，其实不止是海关监督这样的官职，但凡是可以通过金钱买来的权力，往往都存在着这样三个步骤，“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的用来保官，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新任海关监督苏楞额，甚至比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