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的地税之后，贸易和关税又无法弥补财政缺口，金融市场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周琅发现除了进行税制改革之外，没有别的缓解财政危机的好办法。

于是他再次向王辅茞提出，要在福建全省各地建立统一的商税征收机构，向每个县，每个镇，每一个集市，都派遣收税官，让他们直接向商人收税，然后直接交付省府。

周琅并没有破坏福建省的建制，占领福建之后，福建省依然是福建省，省府就是周琅的统治机构，王辅茞是这个机构中地位最高的文官，福建巡抚。

之前财政最紧张，还没有缴获福州赃款的时候，周琅曾经就向王辅茞提过，在凤山县广泛设置商税机构的建议，但当时王辅茞拒绝的很干脆。

王辅茞的理由让周琅十分诧异，竟然表示说，行商坐贾小本买卖者，所经营的无非是针头线脑，丝麻布帛之类关系到民生的买卖，还提出明太祖朱元璋当年明令免除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的税率，下诏“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他儿子朱棣再次重申关于民生之类的商品免税的原则，下令“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

中国古代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可周琅觉得从实行过程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

西方实行重商主义，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于商人，中国实行重农主义，反倒要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多的物质资源，重农抑商难道不应该是努力降低农民的负担，将其转嫁到商人头上？

朱元璋和朱棣分别下令免除婚丧嫁娶、舟车丝布等民生相关产品的税收，可农业社会，哪里有多么复杂的商业分类，商人经营的多数都是关乎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一旦免税的话，整个商税的基础也就破坏了。

难怪宋朝时候商税可以达到财政收入的一半，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更是什么样的钱都要搜刮，到了明代结果财政反而完全依靠农税，简直是回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

明朝除了免除相当多门类的商品税收，而且对征税的行业也实行低税率，朱元璋下令，“凡商税，三十税一，过者以违令论”，其实清朝康雍乾三朝执行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政策，康熙甚至明确表示，商人是四民之一，要利民便商，严禁权贵在商品集散地干扰商人贸易。

康熙明确下令，“王公以下文武大臣各官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贾贸易者，在原犯之地枷号三个月。系民责四十板，旗人鞭一百。其纵容家人之藩王罚银一万两，公（爵）罚银一千两，俱将管理家务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职。”

康熙对商人的保护比明代尤甚，类似明末各个王爷私自在各个关卡设卡征税的情况，康熙是会重罚的，惩罚的力度极大，而且越是权贵高的，惩罚措施就越大，当官的督抚以下甚至直接罢免。

康熙还赞赏清代监察御史徐旭龄提出的，“通财货之血脉者，惟有商贾”，这样的带有重赏思想的观点。认为农业和商业应该同时发展，提出“农务兴而野无旷土，国计裕而泉货流通，豫大丰亨，洵至隆之上理也”。

由康熙创制的对商人优待政策，后世学者称之为“扶商”“恤商”政策，康雍乾三朝大政方针都是康熙创建，后世子孙多为沿袭。

在这些政策下，清朝的商人地位确实比明朝要高一些，不像明朝对商人做了诸多限制，比如不管多有钱，也不能穿绫罗绸缎，只能跟衙门里的胥吏、青楼里的归公这样的贱籍一样，穿皂色的衣服，材质只能是麻布。还有商人不能坐轿，住房不能高过普通百姓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等等。

这些限制到明末渐渐就取消了，甚至朝廷为了照顾富甲天下的盐商，还特意开了商科，专门让这些商人子弟去考取功名，录取率比普通科举要高的多。

清朝对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