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怂恿也说不定。

一大批官员也反对征收这种税，王辅茞亲自找周琅反对，说满清都不收手艺人的钱，一群手艺人，无田无地，就靠手艺吃饭，还要上税，只在荒唐。税官们也不赞成，主要是工作量太大。广东手工业者数十万人，零落四散，城乡皆有，征税起来太麻烦。

反对的声浪实在太大，周琅都不由得开始怀疑是否不应该向他们征税，毕竟周琅一贯认为，如果一项政策让大多数人都感到不便利的情况下，肯定是政策出了问题。

现在纳税者反对，征税者也反对，周琅从善如流，马上宣布试行，只申报，不纳税。也不强制，愿意申报者申报，不愿申报者不申报。

如果真的有利，相信老百姓会用脚选择。

数万手工艺人反对的情况让周琅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几千几万人进行直接管理的复杂程度太大，而且各行各业的情况不一样，按照同一种方法征税，会出问题。

直接向手艺人征税，也是周琅想当然了，香港可以向职工征收薪俸税，那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严密管理体系之下的，那个时代的公民具备主动申报的素质。可清末的老百姓吗，饭都吃不饱，指望他们主动申报，那不现实。

可不向工人征税可以，不向工场主征税，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当然，征的也不能太高，广州手工业发达，但更多是建立在个人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的，手工作坊虽然有，但还不占主流，如果向作坊主征税太多，造成沉重的负担，无异于是逼迫手工工场向家庭手工业的方向倒退。工场主大可解散了工场，然后把织机分发下去，原材料让家庭生产，退后成包买商，这种形势在广州是存在的。

所以周琅改变办法，从向各行各户手艺人直接发执照，收授权税类型，转向给手工工场主发执照，征收工场税，暂行税率，一家丝织工场年税率十两，最高的珠宝行征收三十两。

不对工场规模做限制，采取固定税额，是担心工场主隐匿工人数量，就好比摊丁入亩前，大家族隐匿男丁数量一样。而且这有倒逼工场主扩大规模，雇佣的工人越多，则分摊的税金就越少。有利于向大工业转变。周琅相信，一旦工场规模足够大，工场主是会摸索到管理大规模生产的诀窍的。

总之，即便只是向工场主征税，新增的税收项目也比过去多了几十倍，因为广州的行业实在太多，税官是不具备管理这种程度的税种的能力的，反而造成行政效率下降，或者征税成本过高的嫌疑。

于是周琅调整为，简化分类，与已经形成大行业行会对接，广州有七十二行之说，但周琅简化成十二个大行业，丝织行业算一行、棉麻并作一行，铜铁并为一行，瓷器行算一行，酿酒行算一行，木器行算一行，酱醋榨油并为一行称佐料行，胭脂水粉等化妆用品并为一行称女荣行，碾米磨面制作米粉等食品加工算作一行称食行，纸笔墨砚印刷等文房用具并为一行称文器行，金银器玉雕牙刻等并为一行称珠宝行，另外广州外销全世界的优势手工产品各种扇子，因规模大单独成一行称制扇行。

未入十二大行的那些细小行业，比如扎花、剪纸等等，则统一归为杂器行。

这只是暂行划分，根据实际情况，先把税收体系搭建起来，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如果哪一个行业突然兴起，将来也是可以单独列为一行的。

商税主要影响广州，而这些工场税则对佛山影响较大，在佛山遭到的反对声浪也最大，主要是手工业的组织比商业更严密一些，但并没有发展到抗税的程度，因为吸取了手艺人反对的教训，周琅宣布今明两年免征，后年开始起征，环节了情绪，二来周琅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态度，派兵进入佛山，一下子那些手艺人就老实了，说白了还是吃硬不吃软。

等这些事情做完，嘉庆二年也结束了。

在有效管理之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