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了窝冬，否则他不会去南京，而是直接去广州了。

攻破北京之后，天下大势就完全向大周政权倾斜，他不需要在亲征了。留几员大将，分路出击，足以取天下。

回到南京，是为了开展政治革新，同时接见各国使臣也要在这里进行。

王辅茞等文臣认为这个程序十分重要，就好像越南等小国，需要通过得到册封来获取合法性一样，相对的，得到小国的朝贡，其实也是中原王朝加强自身合法性的方式之一。人有被人认可的心理需求，到了国家层面其实也一样，你祭个天，就真的感觉自己合法了？大多数王朝还希望得到邻居的认可。

最先到的是朝鲜使者，他们先去了北京，得知皇帝已经南下，又辗转来到了南京。

周琅高坐金銮殿，完全按照传统的程序，跟朝鲜使臣会面，对方三跪九叩一个程序都没少，周围文臣排成两列，神情肃穆，仿佛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朝鲜使臣接着宣读贺表，用的是标准的北京官话。贺表的内容，除了肉麻的称颂周琅驱逐胡虏之外，就是表达朝鲜对大周的恭顺，通过“臣玜（朝鲜国王李玜）拜首”等字眼来表达。

洋洋洒洒几千言的贺表，称颂的肉麻话就占了八成，有称赞周琅赫赫武功的，有嘲讽满清胡虏命运的，有表达朝鲜忠诚的，挤干水分，希望得到册封，两国和睦相处的内容，就只有几百字。

此时的朝鲜刚刚经历过他们历史上的一个盛世，当然朝鲜所谓的盛世，绝不是什么武备强大之类的，他们的武备在丰臣秀吉时代就已经彻底腐朽了。盛世指的是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发展较好，仅此而已。

造成的原因是，之前的两任朝鲜国王，英祖和正祖在任时间都比较长，传统王朝时代，国王的执政时间长短对政治稳定影响很大，朝鲜英祖从1724年到1776年做了五十多年国王，正祖又从1776年做到了1800年，长达二十多年，俩人都是中年继位，连续执政长达七十多年，如此长时间的稳定，自然会带来社会相对安定，文化空前繁荣，士农工商全面发展的一个稳定时期。

所以这个历史在朝鲜历史中很重要，朝鲜人将其称作“英正时代”，甚至有朝鲜的文艺复兴时期之说。

这个时代，朝鲜人的心态开始膨胀，本就不太认同满清的朝鲜文人，开始将中国这一时期发生的地震、彗星、水旱虫灾等现象加以夸大，看成是“胡儿无百年之运”的征兆。他们期待着满清像元朝那样做不到百年而亡。

还有一个不自量力的想法，朝鲜王朝的一部分士大夫强调华夷之辨，以中华正统自居，如果满清百年而亡，那么朝鲜是不是可以取而代之？

朝鲜人开始为此做准备，在乾隆五十二年，朝鲜备边司规定“挟带杂文书及我国书册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系书籍，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诞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防。无论译官及三使臣所属，如有潜贸之事，即其地摘发，烧火状闻。犯者置之重辟”，开始禁止中国出版的理学、音韵、诗文、经书、史集、天文、地理、政典、小说等书籍。这是朝鲜人在文化上不再依附于中国的心态表现。

可惜这个“英正时代”几乎跟乾隆时代一起开始，也一起结束。乾隆死了没几年，朝鲜正祖也死了，继位者还不如嘉庆，是一个1790年，今年才十一岁的孩子。历史上，朝鲜从此开始进入了动荡的政治时代，继位者总是幼儿，权力被权臣掌控。

就在英祖晚期，西方天主教开始传入朝鲜，因为朝鲜禁止洋人进入。天主教就以中国为跳板，通过派遣跟朝鲜人长相一致的华人进入朝鲜传教的办法，去传播天主教的思想。来到中国的朝鲜人，也有通过在中国受洗的方式入教。比如朝鲜使者李承薰在北京天主教南堂领洗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禄（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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