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是，沿海的渔民收入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增加，当然跟有些人直接开办盐场有关，过去渔民就有自煮自用的习惯，有些就转行做制盐作坊，更多的还是做老本行，可他们的老本行收益也大了，因为渔业本身的市场扩大了。

鱼是一种很难长途运输的商品，因为鱼肉容易腐烂，在没有冷冻技术的时代，只能运送鲜鱼，这就造成了运输成本远远超过鱼价本身的怪现象，内地老百姓普遍是吃不起鱼的，山珍海味能够并驾齐驱，可打猎得到的肉食是远不能跟捕捞相比的。

现在盐的价格大大下降，渔民就可以将捕获大量制作成咸鱼出售，内地市场就可以变成海鱼的市场了。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却是以传统的食用河鱼的国家，这种怪现象也在开始转变。

在粮食紧张，养殖业无法快速扩张的时代，显然没有什么养殖成本的大海捕捞前景是十分光明的，荷兰人的蛋白质涉入主要就是通过海洋捕捞，中国则是依靠植物蛋白，而且航期缺乏。

捕鱼业一旦发展起来，由会带动造船业的发展，从申领造船执照的数量上也能看出来，全国各地造船作坊高达上万家，绝大多数都是制造小型渔船的。

规范的管理带来的对手工业的限制，大大释放了中国勤劳工匠的能力，其他行业也出现了快速扩张的现象。这主要得益于运输价格的普遍下降，一个是海陆开始畅通，另一个是漕运上的各种勒索，税关都被取消。

于是从广东开始，接着是福建，接着是江南地区，手工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广东手工业带有外向型特征，得益于开放的政策，出口急剧增加，各种中国手工艺品流入西方市场；福建的造船业、铁业等在军工生产的带动下快速扩张；江南则是有自己雄厚的资本在支撑，在之前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不需要外贸就能活的很好。现在洋人的商船可以直接停靠在宁波，停靠在南京，这些中国最优质，以前西方人只能艳羡的高端手工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口，靠本国市场就能发达的江南手工业，恢复速度和扩张速度比广东势头更猛。

贸易的扩大，又让关税大幅度提高，但依然只是一个小数字，一年只有两百多万两，把过去洋人交给广东的关税和各种陋规加起来，恐怕也就是这个数字。显然关税税率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工商业的恢复和快速扩张，让商税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两，已经不再是一个随便忽视的税种了。中国现在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商业社会，但商业成分绝对增加了。

这些情况，让大周政权的财政变得极为宽松，毕竟传统官府机构本就是一个低成本的官僚体系，王辅茞征收的那些农业赋税，养活一个比乾隆时期更清廉，冗员更少的政府是绰绰有余的。

周琅打造的商业机构，也是以简单税制作为基础，简单意味着好征收，好监督，也意味着成本低。

所以不管是为民政开支的户部，还是为商业机构开支的内务府，都有大量盈余。

盈余开始用来偿付以前的债券，让国债的信用大大提高，多来几次，一个被民众认可的债券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此时大周政权的对手，满清残部也在伊犁站稳了脚跟，获得俄国人支持后，他们得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也大大提高。

唯一的缺陷是财政开始变得紧张，本就没什么财政来源的他们，依靠游牧是不可能支持如此规模的军事力量的。于是嘉庆不得不开始对过去不征税的草原部落征税，这还是朱珪这个文臣提出来的，他认为既然俄国人可以向牧民征税，大清也可以，因为现在除了向牧民征税，他们也没有其他征税的对象了。

一边是征税，一边是拼命发掘新的财源，伊犁的经济一直是建立在游牧经济上的，但一直就有淘金的传统，嘉庆政权开始拼命挖掘那些金矿的潜力。由于失去了关内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