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更加有经济效益，但未必有政治更具有前瞻性。

让商人去修建大运河，去修建万里长城，告诉他们修建好运河后可以收通行费赚钱，修建好长城后可以通过收取城门税赚钱，恐怕没有一个商人会冒这么大风险去干。但有时候也正是因为这种风险控制，让商人不会像君主那样，为了这些煌煌工程耗尽国力。

周琅是一个现代人，他崇尚商业思想。可皇太子不是，周继统从小就接受了最为严格的教育，说他通晓中西学问只是一个平直的描述，不带有任何赞扬的成分。他身边的中国大儒们，给他灌输了一整套的治国理政理念，西方学者交给他西方的君主论等思想。

这让周继统对于商业的看法，跟周琅有所不同，他认为商业也好，政治也好，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哪个好用哪个！占据他思想的最高准则，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商业，而是权术。

崇尚商业的周琅成功培育了一个商业体系，这让周继统可以用商业的手段，来达到他政治的目的。所以在修建铁路问题上，他先成立一家商业铁路公司来筹集资金，然后用政治的手段推动这家公司迅速运营。

他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国内因为铁路引发了金融危机，现在大家对铁路十分不放心，铁路股票和债券一度无人问津。皇太子马上用政治的方法给予支持，宣布将铁路两侧一百里（合60公里）范围内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矿藏，授予铁路公司。

这不是他的发明，云南人的铁路公司就是这么做的，甚至铁路公司就是矿业公司，这种模式让经济危机中的云南路矿公司一枝独秀。

另外皇太子还站出来为铁路公司背书，亲自为铁路公司拉投资，美洲并不缺钱，根据清算准则，朱家得到了大量的金银矿，周继统可不敢去抢朱家的金银，他只是说服朱家向铁路投资。

然后周继统以这些金银矿为储备，建立一家银行，授权银行印刷纸币用于向铁路投资，并且效仿周琅救市的办法，允许银钱公行以国债作为储备发行纸币，周继统则是授权银行可以以铁路债券作为储备，发行新的纸币。

打造了这样一个模式，银行购买铁路债券，然后印刷纸币，印刷的纸币又用来购买铁路债券，几乎铁路需要多少资金，银行就可以印刷多少纸币，用这种方式，为铁路筹集到了充足的资金，开始动工。

这种模式虽然披上了商业的外衣，可实际上权谋味道很浓，他不是以成本和利润为目的的，纯粹就是为了制造资金为目的的，一切都围绕着铁路修建，如果铁路将来效益明显，一切都能收回来，可如果铁路前景不好，则铁定会产生危机，这个银行将会是一个借由铁路的名目搜刮百姓的工具。

商人们又不傻，纸币迅速贬值，周继统继续利用政治手段维护，先是宣布美洲各省税收必须由铁路银行纸币缴纳；纸币很快又遭到挤兑，周继统就宣布停止兑付纸币。刚刚成立的银行信用，被他就玩烂了。

但铁路修建始终在进行着，并没有因为资金缺乏而停工，毕竟通过一个垄断的银行系统掠夺富裕的美洲财富，足以支撑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工程。

铁路是两头对进的，一边从三才城向西修建，所经之处是大平原地区，结果一年之后就修建到了落基山脉；一边是从金山城向东修建，几乎一开始就一头钻入了山区，一年时间前进了不到50公里，因为西段从一开始就是最困难的，必须在海拔 2100米的内华达山脉中修建铁路，最初的80公里几乎都是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要修建50座桥梁和10多条隧道。

预计光是挖通这些隧道和桥梁，就需要三到五年时间。

到了第二年，由于铁路速度太慢，更让投资者失望，加上印发了太多的纸币，美洲的货币系统极度混乱，皇太子不尊商业的恶果开始出现。周琅那么尊重商业法则，还会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