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鲁迅的第一炮，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开了重重的一炮。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后，对教育部新编的“历史教科书”不满，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呐喊》，其中有很多偏激的话：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京报》的文艺副刊上，因为鲁迅本来已经有点名气了，这时对热心传统文化的学者开炮，而且把中国历史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纷纷到教育部门前请愿，要求革除鲁迅的公职。这事甚至闹到了教育总长严复那里，但因为鲁迅是宋骁飞总统钦点的教育部佥事，加之严复认为鲁迅文章的观点是在强调中国历史上民众没有人权，并没有在意。

鲁迅接着在《京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第二篇文章，《谈“西学东渐”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逻辑，这本无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时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特别是用传统的中国哲学去理解西方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础上的一些理性理念，往往只学到一些皮毛，形在神失。

譬如功利主义，我们习惯于批判，认为这等同于我们所讲的急功近利或者唯利是图。这种认识就比较肤浅了，只看到“形”。实际上，功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即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不理会这些行为的本身，如善意的谎言）基础上的，有一整套系统的阐述和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