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

梁启超哈哈一笑，说：“但现代都市，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大家都不认识，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不能讲教化。市场经济，人们最要讲的就是契约，按合同办事。社会中公开讲个人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出台法律保护这些权利。一个法官，并不需要考虑教化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是要按照法律的条例判决就行。”

辜鸿铭说：“礼治也是一种规则，就好比足球规则。在泰西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叫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

宋骁飞说：“辜教授这个比喻好，社会就像是大家一起在踢足球。但这问题就来了。礼的规则，由谁制定的问题。在足球比赛中，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这个规则也是可以改的，比如最早的足球，是允许用手的。但后来却改了。法律就好比这个大家约定的规则。而礼，却是没经过人民的同意，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很难改变。并且，礼治社会并不是文质彬彬的乌托邦，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礼并不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礼还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殉葬，这是古礼。行军打仗时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于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梁启超说：“确实，礼不尽是好的。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人口流动很小。所以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但现代社会，人口是流动的，强调创新。所以在礼治和法治的问题上。我还是要强调法治。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越出规矩。就像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人都守着道德过着日子。但一旦人越过了道德的底线，我们就要用法律来约束。”

容蓉说：“你们刚才讨论的礼治和法治，其实也就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泰西是法治社会，中国是人治社会。其实不能这么简单区分。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人来执行，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以法治，要考虑对执法人员的监督制度。防止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

宋骁飞说：“容蓉说得对，所以我一直强调用法律限制公权力，限制以权谋取私利，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是财产。如果没有利益可得，权力也没多大意义。大家讨论到这，基本上应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传统儒家文化，适用于农业国的乡土社会，而讲法律和契约的文明，适合于城市。”

辜鸿铭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的乡土文明就是落后的。现在很多人提起传统文明，就觉得是落后的，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因为他们不识字，称之曰文盲。我觉得不能说不识字就是愚。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什么都学不到。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这也不是愚。就像城市里的小姐，到了乡下也会五谷不分。这也正如大总统刚才所说的，文明和文化，和人们现实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宋骁飞说：“是的。不过我对传统文化的主要不满，就是中国的圣人们太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