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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当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中国总统宋骁飞和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以表彰他们在调停欧洲战争，建立联合国组织，遏制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处理北日本国危机事件中的卓越贡献。这是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授予中国人，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巨大争议。

因为作为中国大总统，宋骁飞虽然为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也下令中国军队横扫了整个东南亚，出兵占领了北日本国，中国还是欧洲战场的主要军火商，英国一些报纸认为，中国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是趁火打劫，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世界和平，不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在挪威奥斯陆市的市政大厅，面对着挪威国王哈康七世、莫德王后还有各国政要。宋骁飞作了题为《新世界的希望》的演讲：

“尊敬的国王和王后陛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中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和谦恭。诺贝尔和平奖，表达出这世界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世界存在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但我们人类并不甘心听凭命运的摆布。我们用行动推动历史向和平和正义方向发展！

不过，如果不坦承我得到这项奖所引起的激烈争议，那我就不诚实了。与我获奖有关的争议，可能在于我是一个刚打完数场战争的国家的大总统，也就是三军统帅。正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中国军人远赴战场，横扫了东南亚、俄国和北日本国。

我们无法否认，邪恶在这世界上确实存在。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屠刀。谈判，也不可能说服日本的军人放下武器。我说战争有时是必要的，并且将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必要的，这是承认历史。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世界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中国的每一次出兵。不是为了简单争夺殖民地，而是出于中华文明的自身利益——为中国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毋庸置疑，战争导致人间悲剧。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中国决不能如此宣扬，因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战争，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它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后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外交条约限制战争的破坏力。‘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所以，我认为所有国家，今后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所以我和美国塔夫脱总统推动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成立，这也是我为什么建议联合国安理会要拥有更大的军事行动能力，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否则联合国不能只是一个花架子！

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联合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今后，中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当然，和联合国其他常任理事国一样，中国保留单边行动的权力，我将慎之又慎地使用这样的权力，也呼吁其他国家的元首也审慎使用这样的权力！

说实话，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我明白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总统，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