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触了藏族之后，大量蒙古人开始转信了藏传佛教。

作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萨迦派，俗称花教）的凉州会盟。

但必须要注意一点，元朝被重新撵到草原牧马之后，蒙古人的宗教系统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萨满教阶段。

直到明神宗万历六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俺达汗的“青海之晤”后，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藏传佛教。

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地区大多数人信奉黄教（格鲁派）而不是萨迦派的原因；要知道凉州会盟时，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格鲁派的教派存在。

随着俺达汗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颁布，从律法上约定了佛教的国教地位。

法典不但规定了僧人的来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但此人的亲戚可用牲畜赎回献身者，是王公则出牲畜五头，是平民则出牲畜三头”。

还详细规定了僧人的特权，“向喇嘛及班第（上层喇嘛的徒众）征用大车者，处以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贱役者，处以马一匹的财产刑”、“掠夺僧侣所属爱马克者，处以铠甲百领、驼百只、牛千头之财产刑”。

但有意思的是，几十年过去后，并没有证据表明，蒙古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只是借助宗教的手段来消磨蒙古人，而不是仅凭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胁。

但公允的说，佛教的繁盛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清王朝初年，各部统计的蒙古族人口约为216万人，到了清末，仅剩下171万人。

要知道，当时清朝整体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唯独蒙、藏这两个佛教繁盛的地区人口增长停滞。

藏地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口增长历来都比中原缓慢，但蒙古地区则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大量的僧伽阶层确实对蒙古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止于人口的减少，还在于寺院供养也是对社会财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这种分配，越来越呈现向少数人的聚集。

有资料记载，每个蒙古僧伽平均每年要有二三十两白银的供养成本，和当时要上战场搏杀的八旗兵基本上一个收入水平。如果按此数据计算，蒙古地区每年都要为此支付1250万两白银，平均每户牧民每年都要承担8两左右的白银。

应该公允的说，满清政府是通过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将蒙古人民进行了人群划分，将整个蒙古划分为僧人和俗人两个部分，并通过鼓励供养的方式，诱导了大量蒙古人投身于信仰。

曾有人传说，清朝逼迫蒙古家庭三个儿子中，必须有一个出家的传闻，这肯定不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部蒙古史书有过类似记载。

毕竟不需要奋斗就能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又有多少人会拿起刀来拼命呢？

另外，满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大活佛的册封也有着政治考量，本来整个蒙古地区都以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为尊，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将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世系扶持起来，命其命其掌管西藏以东格鲁派；这实际上，摊薄了外蒙活佛世系的权利。

除了宗教手段以外，清王朝还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他们在蒙古地区推行的“盟旗制度”了。

作为清王朝治理蒙古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蒙古盟旗制度从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开始实施，至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东归全部入旗为止，历时147年，方告全部完成。

盟旗制度有效的解决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领权利过大的问题，将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划分了固定的牧区，割断了各部之间的传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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