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对应关系，当他们以伟大的使命感和神圣感，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有了独裁的资格，作为自信为人民主权的代表，自信具有指认谁是人民的敌人的火眼金睛。”

段祺瑞问：“那人民真的能理解布尔什维克说什么吗？”

宋骁飞说：“像法国大革命中涌现的群众团体是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但如果你询问那些参加运动、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生命的民众，他们究竟对启蒙思想知道什么，他们很多人，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实际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分析起来尽管复杂，但在大众中只是很简单的口号式观念，这种观念的暗示性表现为诅咒：国王和贵族该死，杀了他们之后我们大家做国家的主人。穷人消灭了富人，变成国家的主人。布尔什维克反复宣传，穷人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富人的盘剥，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把富人们杀灭，然后把他们的财产瓜分给我们大家，从此之后我们就能到达天堂。这种累积的心理比反犹主义心理累积的历史还古老，许多人就误以为底层民众的无知和愚昧具有值得崇拜的神圣力量，甚至直觉到在罢工的人群中隐藏着新世界的曙光，从合理的要求过渡到不合理的破坏，和街头的争吵发展到野蛮的斗殴一样，地主和资本家可以被疯狂的群体无故打死。其实，只有在狂暴革命造成巨大灾难之后，人们才能体会到，社会的所有人成为富人既然不可能，贫富差距的社会就远比普遍贫穷的社会更容易忍受，最简单的例子。乞丐或逃荒者在前者的社会不容易被饿死。”

冯国璋说：“群体到底有什么力量呢？”

宋骁飞说：“由于人们总是生活在人群中，个人对于人多势众有一种天生的心理恐惧，由于恐惧。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对集体主义心怀崇敬，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情愿放弃自己的观念而去迎合众人，其实很多时候，群体的情感幼稚、道德败坏、智力低下。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

“啊？我们不是有句老话。教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这句话是错误的。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抢劫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即使淳朴如中国人也很难把握住自己善良的天性。我们知道。即使一个德高望重的乡绅，一旦被放置到被批斗的位置上，他的被批斗地位本身就可能成为他必须承担属于他本阶级的一切罪恶的指控，一个和该村毫不相干的要饭的过路人在诉苦中也使听众由同情的感情而转化为愤怒的感情，仿佛要饭者的苦难都是由该乡绅造成的，很容易被狂暴的群体打死，哪怕他的确是个靠勤俭持家致富，从来没有伤害过邻居的人。”

“群体一旦接受暗示把某种意识形态作为真理。其专横不仅表现在群体自身行为的野蛮专断和智力低下，而且压抑一切个体的智能和天才。可以想象。如果让一个群氓崇拜的群体发布对天才音乐家莫扎特或者贝多芬的指令，命令他创作使群体喜闻乐见的音乐，要求他为大众服务、为革命阶级服务，莫扎特的天才就像信天翁的翅膀，因被水手们的玩弄成了阻碍自己飞行的累赘，反不如一只小巧的麻雀。”

群体需要领导者，但他们所需要的领导者从来不是一个智能的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迎合他们口味的领袖。在群体面前的讲演家不需要启发思想的学者，因为启发思想必然要分散群体的注意力，是令群体反感的，讲演者不能在一心要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群体讲演法律和人道主义，否则你很可能被愤怒的群体掐死后踏烂。他们需要的是简单明了的鼓动，只有他们希望听到的真理才是真理，‘真理‘的表达必须是‘坚决反对‘和‘坚决拥护‘的旗帜鲜